闭关修行:上海疫情经济学 有效管理对企业的启示

 

一眨眼从愚人节来到了劳动节,首先祝各位新老用户51劳动节快乐。昨天上海终于社会面清零了,上海防疫走到今天这个地步都不是我们想看到的,有人嘲讽、也有人坚持;有人躺平、也有人逆行。本人不是医学专家,对清零与共存的学术争论和文字游戏没有太多发言权。这里只想讨论这次上海疫情暴露出的非疫问题。我想从一个经济学的角度来解释上海这个4月到底发生了些什么事,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从中我们能吸取哪些教训,未来扬长避短如何做的更好。希望这篇文章能给正生活在上海的朋友一点思路与启示,也能给在外省不明真相的朋友普及一些科普知识。若真能如愿,自不负这四月之春,更不负时代韶华。

 

财权与事权

 

先来普及下概念。什么是财权、什么是事权。财权是指在法律允许下,各级政府负责筹集和支配收入的权力,主要包括税权、收费权及发债权。事权简单说是指一级政府在公共事务和服务中应承担的任务和职责。

 

1993年开始的分税制改革,是中国经济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分水岭。1994年之前在财税上“弱中央 强地方”,而之后则是“强中央 弱地方”,对于事权来说也是一个“强中央、弱地方”状态。近30年财政改革中,税收改革和预算管理体制改革明显快于政府间财政关系改革进程。中央与地方的财权与事权不统一的矛盾长期存在,在地方上相同的矛盾也很尖锐,特别是地方基层的财权与事权不匹配的问题。

 

这次上海居民都在责备居委会在发放救灾物资这个问题上,行动缓慢、效率低下,少发、不发、甚至乱发,有居委会干脆集体闹“消失”。其实,从法理角度讲居委会既非行政机构也不是事业单位,居委会成员仅属于社工。其工作性质长期游离于政府与市场之间,角色定位是比较尴尬的。在常态下,居委会承担着组织社区成员进行自治管理的职责,同时也在起到上级政府部门与居民之间沟通桥梁的作用。居委会和上级部门——街道(政府的派出机构),共同分担着辖区内居民的各种需求。简而言之,“权小责大、事无巨细、繁琐异常”,是目前基层运作的常态。

 

目前对居委会定性的《居委会组织法》30年未作修改,条文仅23条。仅在2018年底通过人大决议,修正了居民委员会每届任期五年可以连选连任。中央在201911月又发文《关于加强和改进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建设工作的意见》对一些工作予以规范。《意见》提到了长期困扰居委会工作的经费问题,提出将社区居委会的工作经费、人员报酬以及服务设施和社区信息化建设等项经费纳入财政预算。现行居委会组织法并无报酬概念,仅规定了生活补贴费,由政府拨付,并规定了由居委会经济收入补助。社区居委会成员、社区专职工作人员报酬问题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统筹解决,其标准原则上不低于上年度当地平均工资水平。对于工作经费则规定了具体的监督方式,街道办要将社区居委会工作经费纳入街道办银行账户管理,实行专款专用,分账核算,不得挪用、挤占、截留,并定期向社区居委会及居民公开使用情况,接受监督。

 

综上所述,居委会就是个民间社工组织,虽然拿着地方政府拨付的费用,但其实在法律层面还是沿用1990年的居委会组织法。虽然,中央有提出《意见》,但“指导意见”属于行政指导行为,该行为不具有强制执行力,不直接产生法律后果。“指导意见”不是行政法规,也没有法律强制执行效力,当然不可能高于法律法规,与法律法规相抵触的部分自动失效。那么这个所谓“原则上不低于上年度当地平均工资水平”的“指导”对地方政府有多少推动力呢?

 

截至20211231日,上海全市16区共有107个街道、106个镇和2个乡,有4463个居委会和1571个村委会。一般来讲居民委员会由主任、副主任和委员共59人组成。人口较多的村委会,最多也就配备7名成员。满打满算算足每个居委10个人的配置,上海的基层组织最多也就6万人。2021年上海官方公布的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为124056元(10338/月),就算按照这个标准来执行,全市居委会工资支出体现在财政预算中放到最宽裕来算也才74.43亿元/年。那么加上经费(这里参考2020年宝山区吴淞街道居委会行政工作经费10万元/年),107个街道满打满算每年1070万支出,加起来还不如一个浦东新区社会保障和就业的公共预算支出(2021年浦东新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99.69亿元)。实际居委会主任和副主任或许能达到或超过当地平均工资,但老谢同基层的朋友沟通了解下来,居委会一般委员一年加上福利最多也就910万的收入。因此,上海实际对基层组织的投入远小于这个数字。

 

有人可能会把居委会收入归入政府公共预算中的城乡社区支出,其实不然。城乡社区支出只包括城乡社区管理事务支出、城乡社区规划与管理支出、城乡社区公共设施支出、城乡社区住宅支出、城乡社区环境卫生支出、建设市场管理与监督支出等。

 

那么到底谁来对基层组织的建设费用进行统筹管理和发放呢?我搜索了一下,在上海市民政局网站上有这么一条信息来解释民政局赋予基层组织的主要职能。“第八条,负责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工作。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指导基层群众自治建设,组织各区开展居(村)民委员会选举。牵头推进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配合相关部门推进街道社区层面共治工作。指导社区服务体系建设,会同有关部门拟订社区服务政策,牵头推进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标准化建设。”

 

 

从民政局这份预算中,我们看到实际支出费用远远不够基层组织所需。可能一部分费用还得从其他民政管理事物支出和各地区财政支出中分一杯羹。

 

再来看上海各区政府2021年公共预算支出情况(在16个区中挑选了几个核心区,尤其是这次疫情次生矛盾最严重的闵行、宝山和浦东新区)。如图所示,各区的预算开支大同小异,把主要出项都用在了资源勘探工业信息、教育、社会保障、城乡社区支出上。而在卫生健康、交通运输和商业服务等领域支出相形见绌。恰恰这次上海疫情矛盾最突出的就体现在健康管理、物流运输和商业服务上。

 

这段时间上海闵行区梅陇镇成了大众焦点,因疫情防控不力,49日镇党委书记、镇长双双免职;之后419日又一位因“猪肉以次充好发给居民”失职渎职的副镇长被免职。梅龙镇的事情还没完,425日又有居民反映小区发放的盒饭(志愿者餐补)中红烧肉出现猪肉寄生虫的问题,闵行市场监督管理局已介入调查。当然这里有管理方面的问题,但如果我们从财权与事权的角度去观察,或许也能推敲出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短短在一个月内频繁发生,参考下表!

 

突如其来的疫情,使得防控压力倍增,艰巨的任务压下来了,基层却缺乏人手,各小区广招志愿者,就成了当务之急。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来说,志愿者是这样定义的:“在自身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参加相关团体,在不谋求任何物质、金钱及相关利益回报的前提下,在非本职职责范围内,合理运用社会现有的资源,服务于社会公益事业,为帮助有一定需要的人士,开展力所能及的、切合实际的,具一定专业性、技能性、长期性服务活动的人。”

 

329日,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阮青曾在疫情防控发布会上提到,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落实疫情防控一线医务人员临时性工作补助,向社区工作者、志愿者适当发放临时性工作补助、补贴。但中国青年报记者向上海市发改委求证了解到,这项“补贴”并不由发改委直接向志愿者发放,而是由各区制定实施细则,“补贴”形式也不一定是现金。在“国家版”志愿者服务条例中,没有提到有关资金、费用的问题;2019年修订版的《上海市志愿服务条例》第七条明确指出,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将志愿服务事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合理安排志愿服务所需资金,搭建志愿服务平台,支持和促进志愿服务事业发展。说白了,确实有很多不计回报甘于奉献的志愿者挺身而出,但也有少数人是冲着各种“补贴”来的,比如误餐费,或者干脆冲着“管饭”来的。

 

由此可见,中国基层组织建设与推进不力非一日之寒,这里指的不仅仅是上海这一座城市。若不能从立法的角度去规范和建设基层组织,当一个基层组织其权力与责任的落差过大,奖惩制度不到位,那么再碰到类似的事件,还会出大问题。总是让分文不取的中国志愿者们去挑最重的担子,这于情不合、于理不通、更是让立法者们汗颜。这次上海疫情使得很多志愿者中招成阳,志愿者队伍遭遇“团灭”的也不在少数。为众人抱薪者,为什么总是冻毙于风雪呢?!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我们去思考很多年。

 

*以上数据来源:皆为上海市各区镇政府网站公开的公共财政预算

 

自救与他救

 

2021年上海财政收入7771.8亿元,上缴中央税收6534.17亿,中央转移支付1051.06亿,净上缴中央税收为5483.11亿,仅次于广东省,而留存比还不到18%。上海历来是上缴中央财税最高的城市(没有之一),虽然中央2021年转移支付834亿给了上海,但还是捉襟见肘,这也导致了上海在很多事权上的力量不足。但上海又是个高度发达的商业社会,通过创新社交、市民素质与下沉式的综合自治,利用开放性市场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又能弥补地方事权不足的问题。可以这么讲,上海尊重科学,尊重专家,以专业科学角度来确定城市管理方向。体现出的是一个“小政府、大市场”的城市气质。

 

当这次精准防控失效,疫情发展到突破专家们的预期,政府又没有相应的应对措施。中央关注到了上海市府因疫情导致的事权失控的问题,因此后期调集各方力量全面接管,重新组织事权应对上海疫情。其结果在防疫上是达到了清零的必备条件,但对本地开放性市场的力量却未考虑太过周详。因此在物资供应上遭到了原有商业逻辑的反噬,物资配给的各种矛盾由此频发。京东倒在最后配送50米的惨剧,也仅仅是众多倒下一大片的外来配送物资到沪企业的一个缩影罢了。

 

老谢本人身处上海疫情初期爆发最严重的闵行梅陇镇社区,312日即被封控在小区内。期间一共收到社区派发的两次大礼包,第一次礼包我还记得是封控一周后发的。一颗花菜、一把芹菜、一根很粗的白萝卜,3颗洋葱、一颗大白菜和一只鸭。家里人说,幸好有政府礼包不然吃饭就成问题了。由此可见此时想必多数人已生成等、靠、要的想法,觉得政府一定会帮我们解决吃饭问题。但我却觉得深深的不安,这里有两个顾虑。

 

其一,大礼包是安抚稳定在家隔离居民的情绪,给老百姓一个念想,只要耐心等待后面还会有礼包,背后之意封控时间还会继续拉长;其二,政府亲自下场派发礼包,说明原有的市场体系必将受到节制。封控时间越长,意味着疫情风险有加重的可能,居民日常生活保障就要依靠政府来供给。可上海2500万户籍+700万外来人口的规模,闭关在家,吃喝问题全都依靠社区来提供,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居委会除了要防疫,还要保障生活物资。沟通、协作、搬运等不但要有脑力还需要体力。虽然这些年居委会补充了不少90后的新鲜血液进入社区,但在疫情面前虽有志愿者辅助,还是显得捉襟见肘。更何况居委成员和志愿者们本身也随时有被感染的风险,一旦“团灭”届时谁来顶替呢?预案、筹划在哪里?物资派发如何告知居民?如何保持信息对称?

 

上海这次防疫危机不同于商业危机,这是紧急状态下的民生危机,民生危机靠谁?靠的是党的基层堡垒。但以目前上海基层力量不足以支撑起如此庞大的全域静态消费群体,况且同时还要应对防疫上的艰巨任务。前文已经提到上海的基层组织满打满算6万人,以上海3000万人的规模,1500的配置,就是机器人也得搞瘫痪了。

 

想明白这些事,第二天我就开始趁着沿街商铺超市还未关门的间隙,托人大量采购超市物资,除了蔬菜,肉蛋禽米、油盐酱醋酒和耐储存的包装食品,足足囤够了半月的口粮,毕竟一家四口人要吃饭。家人看不懂我的这番操作,我就一句话:他救不如自救。就算是囤错了,食品也是刚需总是要消耗的。等、靠、要的想法解决不了现实问题。果然,第二次大礼包的发放是5天后的事情了.....礼包内容是8个橙子和1只不知道在冷库里放了多久体形如鸽的无头冻鸡。此时,小区不少楼栋的居民已面临粮绝的窘境,老年人开始酱油拌饭的生活。很快沿街商铺和超市都被关停,而彼时小区团购还在处在萌芽之中。

 

这次上海的疫情让很多外省人士对上海印象大打折扣,网上经常有人吐槽,为什么别的省市人民能做到遵守居家隔离,上海人为什么做不到还要到处乱跑。老谢这里不得不说,民以食为天。除了一些威胁到国家安全到处乱跑的行为需要谴责。对于走出小区,去店铺、菜市场和超市购物的行为也是为了维护作为人的基本生存权,总不能让人饿死在全国GDP排名第一国际化程度最高城市吧?那就成国际丑闻了。

 

墨子有曰:“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今天上海的疫情也有三患:“被封者难得粮,急病者难得医,基层者难得歇,三者,民之凄苦也。”

 

上海人其实比任何一个地区的人都急着要复工,不仅仅是因为“三者之凄苦”,更是因为每拖一天经济损失就要以百亿元人民币来计算。上海是每年对中央税收贡献最大的城市,越晚复工,就意味着财税收入进一步的降低,而中央从上海转移支付到穷困落后地区的资金同样也会减少。上海不仅是上海人的上海,也是中国的上海,不能一面骂上海,一面又要上海拿钱出来救济,岂不是笑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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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与计划

 

习近平同志在2020523日在全国政协经济界联组会上指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经过改革实践,我们认识到,决不能不克服市场的盲目性,也不能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上去。要努力将市场的作用和政府的作用结合得更好一些,这是一个止于至善的过程。新闻报道来源:新华社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属性。但上海疫情发展趋势和随之而来各种操作让人大跌眼镜。一个朋友对我讲,怀疑计划经济又死灰复燃了。我说:你错了,什么是计划经济?就是有计划、有规划的分配。这次上海物资的配给连个计划都没有,一没信息公示、二无具体告知。地方镇和街道想发啥发啥,想什么时候发就什么时候发。既不从需求侧角度考虑,也没从供给侧的角度考量,分配效率低下且不说,还在分配的过程中矛盾频发。既没考虑到每户居民的实际人数、也不去统计小区中有多少老年人和幼儿,一拍脑袋完全按照安户分配原则实行。结果导致幼儿奶粉尿布缺失,而独居人士的蔬菜吃不完烂掉;幸运者尚可小区互助以物易物,而人数较多的家庭很快就物资告罄。更别说后期的霉变鸭子、奶头猪肉、山寨食用油、成堆的蔬菜无人搭理等等让一件本来利民实事办成了坑民的坏事。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20年底,上海80岁以上老龄人口达82.5万人,独居老年人数为30.52万人,其中2.26万为孤老,不会使用智能手机者较多,独居老人均面临着信息壁垒,其中大多在这次疫情期间物资和医疗上已经遇到困境。孤老在缺少家政保姆的情况下,生活的更是艰难。

 

3月初,上海只是部分小区被封控的情况下,除了菜市场,街边的商铺和便利店超市还能继续营业。因此,居民的购物渠道还是比较多样性的。但在328日开始浦东浦西全区域封控开始,沿街商铺被关、道路被封锁、物流被切断。4月初后上海的物资供应保障就仅变成了两主条线:一条是以市场资源配置为主导的团长团购模式,一条是以政府计划派发物资为主导的大礼包模式。市场资源配置的商品虽然少,但因渠道畅通,虽价高但依然有市场。而以政府为主导的派发模式,虽然物资富余,但人力不足,协调不畅,制度卡壳派发困难。

 

当前的很多问题,既不是商业市场问题,也不是计划操作的问题。而是既没有被告知、也没有披露公示,除了328日上海发布公告的浦东浦西隔江封控政策。之前封控小区直到执行那一刻居民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也是突然之间说封就封。有多少居民做好长期储粮的的准备?有多少居民做好了无法去医院看病的准备?有多少居民做了好了因核酸检测不规范导致交叉感染的准备? 又有多少企业带走收付款的U盾?有多少企业负责人带走开票用的金税卡?外贸企业打过来的美元又有多少银行可以办理接收的?

 

说到底上海是一个完全依靠市场逻辑运行的城市,一旦离开市场的海洋,城市运行的效率必然会大打折扣。在关系到民生方面的具体操作,商业效率远远高于行政效率。一个是动用市场的力量来办事,一个则是完全按照计划来解决问题,孰优孰劣一目了然。封闭也许只需一个指令,然而放开后的元气恢复就不是一两个月那么简单了。经济上、产业链上的次生伤害已无法用金钱来衡量了,尤其是对上海制造业生态影响将会延绵持续许多年。

 

团购与免费

 

一边是市民与企业的各种困顿,一边是初期城市管理的混乱不堪。我们在有些社区看到,居民吃着高价团购菜,而在社区外是免费物资无法及时送达居民手中。如此巨大不协调,让还在社会面上游荡的魑魅魍魉看到了巨大寻租空间。第一批运达的免费物资转眼就成了某些人对外售卖的团购菜,这无本的买卖到底肥了谁的腰包?

 

假设,让外省的援助物资流入市场形成市场配置的团购菜,不但可以平抑高企的物价,提高运送效率,政府又可弥补疫情所带来的税收损失,且不用劳心劳神的逼着已处在崩溃边缘的居委会去派发物资。那么问题就在这,救灾物资能拿去贩卖吗?答案当然是:不能!所以,我们看到大量的物资宁愿堆在高速上发霉发烂,也到不了上海市民的手中。不是不想卖,而是不能卖。不是不想发,而是没人来发。所以,我们也看到有些人,把外省送来救灾物资外包装上的援助地信息贴条撕掉,随后搬上卡车,救灾物资堂而皇之的变成了某些人的团购物资。

 

当有利可图时,自然会有人站出来解决这最后“一公里”的难题。利润率与行动效率成正比,这是市场基本属性。但市场若无有效监管,囤聚居奇的行为就会扭曲市场定价的能力。专业的人要去做专业的事情,政府的职责是监管,是裁判员的身份,而不是自己下场去踢球。政府发大礼包的行为从出发点上讲是没有问题的,但从公平与效率上来讲是不妥当的。所以当政府去参与发放物资,无论怎么做都会遭到质疑,因为你无法满足所有人的需求。这就是不患寡而患不均的道理。

 

我们上海市府正在勉力做了一件他极不擅长的事情,因为不擅长,使得在执行初期漏洞百出,加剧了官民之间的矛盾,被埋怨也自在情理之中。但不得不做、也必须继续做,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第41条规定“……在隔离期间,实施隔离措施的人民政府应当对被隔离人员提供生活保障”。至于如何保障,保障水平高低,保障次数与时间这个就没有详细的规定了,所以执行的也比较随性。

 

一方面政府的保障能力跟不上,另一方面是团购菜的价格越来越高,居民怨声载道。4月中旬开始期政府终于意识到自己的定位,把关注点调整为市场监管与督查。菜价终于有所回落,但市价依然要比封控前高出30%-40%。当然,免费的大礼包发放效率依然没有太大起色。

 

奖惩与寻租

 

可能我们不禁要问,是不是政府已无人手来发礼包,因为大多都去做防疫工作了?当然不是,整个4月虽然人手确实是捉襟见肘,但物资的发放并未停止。大部分小区在这一个多月时间里至少是有领到2次以上或4次以下的大礼包。问题来了,这些隔三差五被平均分配到户的礼包,能否支撑起居民日常生活的需求吗?答案当然也是否定的。那么为什么不多发些大礼包呢?至少隔天一送,居民不用团购就能满足基本生活了。

 

纵观上海16个区,物资派发“最勤快”的要算是徐汇区了。我一个同学居住在长桥街道,自从313日被封开始到4月底,1个多月内被“投喂”了26次,平均2-3天一次。最不勤快的要算是宝山区某村,同事居住的某街道社区半个月的封闭期下来才派送了一次礼包。这种极端落差的背后不仅仅是区域人口、交通问题、公共预算预备费用分配、街道干部的法律法规意识、社区有没有老干部等都会影响最终投喂效果!

数据来源:长桥街道热心网友统计

 

影响投喂效果差异的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激励机制。快递外卖小哥送一单能有提成,社区团长组织团购也有分成佣金。然而居委会组织派发动力不足,干好了是职责,干不好就是失职。居委会成员是社工,并非体制内人员,除非倒卖物资触犯刑律,缓发、慢发、甚至以各种理由拒发,那么在问责问题上,最多是个撤职了事。所以直到现在只有镇街道干部被各种处理,而没听说有居委会干部被处理。无论是从统计学角度考量,还是从人性角度分析,收入与付出一旦失调,缺乏相应的赏罚机制,那么怠工概率也是非常高的,毕竟不是人人都能保持较高的职业操守。

 

有人要说,那岂不是得赤裸裸向钱看,才会有干活的动力?!你永远可以相信:“香饵之下,必有悬鱼,重赏之下,必有死士。”古人自不欺尔。面对大量堆积如山的派送物资,街道、居委会干部有没有先给自己的小家多搞几份大礼包回去? 也许这只是小贪不足为害,真正的巨贪是不会在意这些蝇头小利的,因为利欲熏心之人连基本的人性都会丧失殆尽。

 

在趁疫情大捞一笔的思维模式下,加上官民之间信息的不对称,使得中间地带滋生出了巨大的寻租空间,利益链一层层盘剥下来,为了赚更多的钱有些人是可以把事情给做绝的。政府采购,大概率是有价格限制的,既然价格有上限,那想要创造更大的利润:最简单、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提供最低劣、成本最低的商品。

 

暴利寻租手法沙盘推演——由于镇一级政府拥有物资分配的绝对权(想给谁给谁,想给啥给啥,想怎么给就怎么给),先内定采购物资供应商,无论有没有资质都无所谓,没有资质最好,然后把名单上报市委。接着就把救灾物资先分配给供应商,用地方财政下单向其采购。钱和物都由地方系统来出,内定供应商则是其白手套。用团购价对外售卖后所得利润最后分成。那大礼包怎么办?有些供应商本身有去库存的需求,就拿自己过期处理库存贴上新日期当成大礼包发放给居民。还有一些把边角残次品的物资整理一下发放给居民。

 

疫情期间可以寻租的要素核心就是“官商勾结”,寻租过程可能有各种形式,但套利逻辑是不会变的——就是“差价”。 后期纪委只要按照这个思路往下查,谁在疫情期间赚差额高出疫情前市场的50%,必然有问题,一查一个准。

 

另外,信息公示缺失也是一个痛点。目前外省送达上海的救灾物资到底有多少?怎么统计?谁来统计?是如何分发到各区县和街道的?这中间有没有人贪赃枉法寻租揽私?这部分信息公示是缺失的。

 

现代经济学早已佐证,在市场力量消失的地方,“计划”势必会造成物资的短缺。凡对市场干涉越多的地方,商业行为导致的权力腐败和利益寻租就越是普遍——因为此时正常经营就变成了一种“特权”,而这种“特权”的发放,就为执掌权力的人带来了巨大的寻租空间。随着特权人数的增加,在这些人的保障和其他人的无保障之间,就逐渐形成了一套全新的社会价值标准。

 

防疫管理对企业的启示

 

1.电影《长津湖》中有一幕,为了尽快使得部队抓住战机渡过鸭绿江迎击美军,把福建部队调往吉林。但因为任务急,部队很多人是穿着南方单薄的冬装进入零下40度的长津湖。因此入朝后非战斗损员比战斗损员还大。

 

上海疫情初期,也是急匆匆封闭了很多小区,考虑不足,没有提前规划。使得很多居民来不及准备,物资储备也不足,投喂跟不上,从而导致生存难度远大于抗疫的难度。

 

对于企业管理的启示。做项目也好,管理项目也罢。需得从全局出发,考虑周详,把可能遗漏的环节补上。评估好风险,防止顾此失彼的事情发生。事情可以一步步做,也可以同时进行。前者风险小效率低,后者效率高风险大。那如何能做到“风险既小、效率又高”呢?那就是事前做计划,把流程推演一遍。疏堵补缺、找对人、做对事。如果一开始就错了,若不及时止损,用新错误去填补旧错误,越捂越错、越错越捂,直到捂不住最后导致项目失败。

 

2. 毛主席的老对手蒋介石长于政治谋略,却偏偏热心于军事。北伐时期,李宗仁建议徐州不必守,守必败,蒋介石不听,结果失败。抗日战争时期,李宗仁建议南宁不必守,守必败,蒋介石不听,三十多万军民惨死。还是抗日战争时期,远征军作战失利,美国的史迪威建议退回印度,蒋介石不听,残兵败将翻越野人山,结果损失惨重,抗日名将戴安澜也死于途中。解放战争时期,卫立煌、杜聿明、廖耀湘都建议不要驰援锦州,蒋介石不听,十多万精锐有去无回,也成了辽沈战役的重要转折点,也为国民党最后败退台湾埋下了伏笔。

 

这次上海3月疫情大爆发之前,所有上海的境外输入病例除了隔离在浦东机场酒店,大部分都会送到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地址位于金山区漕廊公路2901号。始建于2004年的上海金山公卫中心,在非典后就承担起了新发传染病的防控工作,目前中心核定床位500张。按照上海市卫健委2022228日通报,2022227024时,金山公卫中心在院治疗452例,当时专家预计两天后破500,一周后在治新冠病人将破800人。

 

大家41日看过老谢上一篇文章的朋友应该记得,上海华亭宾馆是217日被征用为隔离酒店的。也就是说,上海疾控部门早已预计到奥密克戎的传播性和传播速度,提前做了超员隔离的准备。这些布置都没错,那么问题来了,即便金山公卫中心病源满负荷了,难道就没有其他场所可以容纳超额病人了?当时为什么要把防治传染病中心建设到临海的金山?不就是因为传染病的特殊性,隔离场所尽量远离市中心、远离人员密集区吗。做出把香港阳性人员隔离到市中心的华亭宾馆,人口密度极高的徐汇区。做出这种决策的人恐怕不会是任何一个有常识和专业的传染病防治医生所为吧,那又会是谁?这个问题只能交给有关部门去研究了。

 

 

对于企业管理的启示。“外行指挥内行”已成中国历史文化中独有的一种特质,并不是说外行领导不能领导内行下属,而是少插手、少干预,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一旦领导好大喜功,事必躬亲,好事也可能给办成坏事。做事的人要解决的是如何“做局”,领导者要关心的是如何控制“局面”。 只有把专业的人放到专业的事情上去,才能把事办好;而领导者要做的只有一件事——流程监管与风险控制。管理者与被管理者都要明白进与退之间的关系,不然失了分寸和法度,事情自然是办不好,人心也会散了。

 

3. 淞沪会战是整个抗日战争期间规模最大、战斗最惨烈的一场战役,最终日军以30万兵力击溃70余万人的中国军队。淞沪抗战时期国军还能挡住日军,为什么5年后淞沪会战国军却失败了?当时淞沪抗战在上海同日军进行作战的19路军是粤军精锐,首领蒋光鼐和蔡廷锴将军也都是坚定的抗日派,再加上后来蒋介石的援军——名将张治中率领的由首都警卫8788师及教导总队组建的第5军,这样强悍的部队对决战略上及战役目的仅仅是为了搅乱上海的日军,阻挡得住是理所当然的。而经过5年的准备到淞沪会战时,无论军队训练和武器装备等军事实力,还是对东北苦心经营下的后勤保障能力,日军的综合实力都与1932年淞沪抗战时不可同日而语,当然这5年来对于国军也是战争准备期,无奈当时的中国虽然形式统一,但军阀各自为政,工业和科技落后,虽然国民党也进口了不少国外先进武器,聘请德国军事顾问团训练军队,也装备了几个德械师,但总得来说,综合国力和军事实力与日本不可相提并论。加上上海本来就属于冲积平原无险可守,蒋又在战略上把最大希望寄托于西方列强的干预上,战术上消极防守,指挥上对侧背的战略要地杭州湾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使得日军绕道金山漕泾登陆,形成宝山和金山腹背受敌局面,最终导致上海沦陷。没有对淞沪抗战做全面总结,是淞沪会战失败的原因之一。

 

今年1月,上海市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张文宏作为上海市人大代表(邬惊雷是上海市医疗救治组组长),在上海两会上提交的提案是这样的:“要做好疫情暴增十倍的准备。内有传播隐秘的奥密克戎,可能会发生医疗挤兑和次生灾害。外是全球抗疫的松懈,中国即将面临更大的风险。他建议,要针对疫情扩大5倍或者10倍来编制预案,内容包括实战演练,科技平台建设,救治体系建设等等。”议案归议案,能不能被采纳?采纳后能不能去执行?执行是否到位?都是一系列问题。对于形势的预判,战略和战术上的准备都没有。纵然没有华亭宾馆事件,也有其他事件,以奥密克戎的传播性,上海照样都会沦陷。这次上海疫情后,可以做一次复盘总结,吸取经验和教训。各类从某些实验室里流出的传染病将是未来人类长期要面对的一种“国际现象”,所以把预先准备工作做到位才是根本。

 

对于企业管理的启示。做项目,战略和战术上都要考量,能不能做,风险点在哪里。预案要做足准备,多找一些容易出现问题的地方,把困难放大到5-10倍来考虑。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事制宜,根据企业自身实际情况出发,扬长避短,多听听专业人士的意见。在项目开始之前定义项目要实现的价值或和要解决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来制定项目战略。首先设立项目里程碑,将项目目标划分成几个阶段;然后在每个阶段下列出实现这个阶段指标要做的任务,用什么方式去做,由谁来做;然后与任务负责人一起定出完成任务所需要的工时。根据任务所需要的工时又可得出每个里程碑所需要的时间,再比对项目周期。当所需时间多于项目预期时间时,也可尽早对各个任务安排进行调整。项目战略的价值还体现在项目完成之后的复盘总结上。很多项目是缺少复盘总结这个环节的,缺少战略的项目无法总结出此次项目经历中的优缺点,因为没有预期结果作为对比来体现实际执行动作的好坏。

 

(一家之言 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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